由于历史形成的经营管理体制，使旗帜的生产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。自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
是用红绸黄缎贴缝制作开始，迄今仍有一些地区在使用这种方法。因此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，制作旗帜的技术就是“贴缝、
拼接、挖补、绣”的小手工业，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。然而，事实上我国的五星国旗和镰刀、斧头的党旗，都是在红底上饰上黄色
五星或党徽，采用贴缝、挖补的工艺，无论从外观形象上和产量上都不能满足需求，尤其是世界各国国旗的图形多种多样，套色繁杂，
加工工艺更加复杂，所以到50年代，国旗的制作采用了印染的拔染工艺。当时的拔染技术尚不完善，对小手工企业来说更是处于萌芽状态，
所以一般采用先拔白，后染黄色，因为他们用直接染料或盐基性染料，所以色牢度比较差。但比贴缝的外观效果提高了一大步。
由于纺织品凭证定量供应，从而制约了各类用旗的生产。为此当时纺织工业部指定上海承担供应全国纯棉国旗布，各地按规定缝制，
延续到70年代后期。

回顾这段历史，充分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，除政治性用旗外，其它各类旗帜也是微不足道的，因此对旗帜工艺技术
的研究问津的不多， 但从80年代初以来，情况大有转变。首先是旗帜种类全面进入市场需求，从而布料也趋向品种多样化，
国旗用料从纯棉布转向人造纤维的富春纺(俗称彩旗纺)以及真丝电力纺。色拔工艺逐步完善并对涂料工艺全面使用，特别是“国旗法”实施后，
为了提高国旗外观质量，并确保色牢度，制定了“国旗的国家标准”。为此，开发了纯涤纶仿丝、仿毛织物的分散性染料防拔工艺，
使旗帜制作技术进入新的阶段，逐步向国际水平靠拢。其他非政治性用旗的布料更是品种繁多，除了纯棉布、真丝绸、缎等传统布料外，
相继开发了针织涤纶，人造纤维织物等，如春亚纺、色丁布、牛津布、经编布、雪纺、金光布、丝光绒、荧光布、桃皮绒等，
此类布料无论从牢度、抗皱折等物理指标，还是在成本上，都优于棉、丝等布料。

自80年代后期，旗帜工艺采用了热转印的方式，先通过喷墨打印或者静电写真，将分散染料墨水（虽然叫染料墨水，
但是其墨水的更像是颜料墨水，是颗粒状的分散液而非普通染料墨水的纯水溶状态液），打印在热转移纸上，
再通过热转印机加热到200度左右，转印至旗帜的面料上，最后割烫缝边，做成旗帜成品。这个过程，固体颗粒状的特殊染料，
再高温下直接变为气体，遇到涤纶纤维后与纤维结合，是一个典型的物理上所谓的“升华”过程（指固体物质不经过液态，
直接转化为气态的现象），因此这个过程叫“热升华”，此类用途的分散染料墨水也叫热升华墨水。热转印技术相对当时具有
一定的环保与便捷，整个过程无需制做丝网版的，也就没有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气、废水，且过度色好、图案更加精准。

而近几年出现的直喷技术，更是直接打印在布料上，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成本，只是因为普通涤纶布料并不能吸收水性墨水，
所以布料需要经过特殊处理，另外，在墨水未完全干燥的情况下，将布料卷起来，相邻层布料之间会因渗透造成串色，
所以必须有加热固色设备，附加在直喷机上，打印完后直接加热固色，然后再卷起来，这样做的不足之处，是固色效果差于热转印机。